《中国企业家》：就中国而言，如果想获得可持续发展，你认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干什么？
　　马丁•沃尔夫：我想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像我说的，中国需要重新平衡国内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另外，政府需要提高公共支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比如投入到教育、农村；在国内金融体系加快改革的背景下，对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也会更加深入；中国需要有一些世界一流公司，成为商界领导者……这些都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国还面临着巨大的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挑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能否得到有效率的利用？这就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挑战无处不在，它们将决定中国在下一个二三十年是成功，还是会失败。
　　《中国企业家》：资本大量地涌入新兴市场，可是对新兴市场来说，有一个培育本土经济与吸引外资的平衡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马丁•沃尔夫：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和邻国日本、韩国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更依赖外资推动。我想这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是非常明智的决策，但是相应地，在培育出世界级的、有竞争力的公司方面，中国又不如日本、韩国。我也不能确知怎么取得这样的平衡。中国政府好像在扶植那些最好的国有企业，我也不能确定这样是否管用，是否能让它们更有竞争力。因为中国正在做的事情的确是相当独特的，没有其他的国家像这么做过。
　　我的一个假设是——这可能也是最好的希望，就是为外资企业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学习到了商业技巧，然后建立自己的公司，或者转而效力于中国公司，再加上如果你们建立起了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些公司会迅速成长，不但在本地有竞争力，而且其中一些公司还会在全球成为赢家。所以这可以说是跨国公司给你们带来的一个衍生品。但是我并不能确定怎么去完成这个过程。你们是《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许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会很快地推动这个进程。我知道中国人是很富有创业精神的。
　　《中国企业家》：中国现在向世界输出的大多只是廉价的产品与劳动力，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你认为世界还期待中国向外输出什么？
　　马丁•沃尔夫：中国制造现在还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产物，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教育程度和技术程度的提高，中国向外输出的产品一定是更有技术含量的升级产品，就像台湾制造业走过的道路。我不能确定中国将来是否能成一个软件大国，但中国将来的服务业一定会很强。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中国设计”现在也在发力。
　　《中国企业家》：“中国设计”背后应该是中国的文化，甚至中国的价值观，这能被西方认同和接受吗？
　　马丁•沃尔夫：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很独特，和西方完全不同。但我不认为中国的文化，类似儒家文化会给西方带去多大的影响。历史上，欧洲采用过很多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商品比如陶瓷受到西方人欢迎，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价值观上中国能怎么样影响西方。我认为西方最终还是比较个人主义的。从某种程度上，这永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直到现在，中国受西方影响得更多，我想随着时间变化，中国会变得更加民主，更自由，会和我们更像，会更西方化。我认为未来的世界会朝着这个方向变化。
　　可能中国文化里的“和平”是有价值的，和平的力量会非常受欢迎。
　　（采访/本刊记者李岷）
　　
　　对话2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
　　发达国家仍有偏见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是“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一词的创造者，他创立的新兴市场管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对新兴市场的投资。他也是《世界是新的》一书作者。
　　
　　《中国企业家》：“新兴市场”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安东尼：1981年，当时我为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服务。像我在书中描述的，那时中国等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术语，进而试图发现这些国家究竟代表什么？后来在对一些投资机构代表演讲时，他们中也有人也指出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构想出“新兴市场”这个新的名词。这个名词后来不断被发达国家如美国，以至到中国被引用。
　　那时，世界投资者还没有注意到甚至还没有到过这些所谓新兴市场。他们只是简单认为这些国家很贫穷，比如拉丁美洲，全然不像今天这样。我想要说的是，这并非真实。因为我住在泰国，经常旅行，见过很多优秀的公司。作为投资者，你要降低风险，发现未来，而这恰恰是未来。
　　《中国企业家》：直到今天，你是否认为新兴市场的含义已经被发达国家市场所真正理解了？
　　安东尼：在美国、欧洲、日本，他们已经意识到亚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力量和潜力，他们甚至有些害怕。他们看到了潜力和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依然认为这些国家的公司的战略就是依靠廉价，质量低劣。我不同意这种偏见的观点。并非所有的公司都伟大，但像中国、韩国、台湾地区、巴西、南非等，他们有优秀的公司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比肩。当然这些市场、公司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当我上个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去过上海浦东，去过北京，北京到处都是自行车。现在不可同日而语。1955年，大连市只是一个小渔村，现在是充满生机的拥有国际机场的城市，大连机场甚至比华盛顿的一个机场还大。
　　《中国企业家》：你能否比较一下这几大新兴市场的不同特点和各自优势。
　　安东尼：中国的发展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技术而言。中国正从一个内向的经济体变成一个外向的全球经济体。中国的基础设施相对于印度非常好。印度没有这个，虽然他们现在也在投资，但是迟后很多。但是印度相对于中国的优势有二：不仅印度人讲英语，而且印度人更有讲话的才能，更会表达。此外，他们打破常规创新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建立软件、IT产业的速度比中国快。
　　中国的发展基于产业力量，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俄罗斯的发展基于石油、天然气、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现在是跟随而不是领导世界经济。巴西通过发展使自己从一个混乱无序的经济体变为现代经济体。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评价和看待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它们可以有效地运作吗？
　　安东尼：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个人认为，总体上政府不是特别擅长管理公司和投资。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这第一步当然非常重要，即使会有一些风险，总比放在国库里好。其次，这样可以吸引很多投资银行对于中国的注意力；第三，可以使中国对某些公司具有控股权，如同中东基金所做的那样。第四，这样可以改善世界金融的不均衡。
　　中国的海外投资行为未必会所有的西方国家欢迎，但一些投行和公司会欢迎。我个人认为，未来两年，当美国某些公司陷入危机时，中国的公司或者资本有可能充当“白衣骑士”的角色。
　　《中国企业家》：你如何预测亚洲资本的投资流向和趋势？
　　安东尼：首先亚洲资本会在亚洲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新兴市场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要比其他发达市场大很多，发展速度大约在20％，而欧美则是6％左右。因此首先是建设基础设施；其次是在这里建立公司，创业；第三是做一些有关环境方面的投资；第四是向海外投资。现在不仅是政府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积极海外投资，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允许个人投资者向海外投资。
　　《中国企业家》：如果一定给新兴市场泼盆冷水的话，你的建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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