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有机会成为一流的诗人，此后他是个平步青云的政府官员，而如今他成了一位精明干练的企业家
　　
　　“奴隶的枪声汇进悲壮的音符/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像纷纷落下的泥土/巴黎，我的圣巴黎/你像血滴，像花瓣/贴上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在血泊中留下早露/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而是为了长青的无花果树/向戴金冠的骑士/举起了孤独的剑”
　　1971年，23岁的衣锡群一心想成为诗人。在“白洋淀诗群”崛起的岁月里，他以这首《巴黎公社》“奠定了其在诗坛的永恒地位”（一位诗人评）。然而在偶露峥嵘后，命运发生转折。这位情怀浪漫、心向自由的年轻诗人开始接受现实“疯狂”的打磨。24岁，他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塑料制品厂当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转眼四五年，衣在塑料厂已经成了车间主任。随后，他通过了不太擅长的、“难得要命”的机械制图考试，进入了清华大学的企业干部研究班（据说相当于现在的MBA）。后来，他跟着一位仅有数学功底的清华大学老师花掉两年时间啃下了完整的西方经济学。
　　毕业后，衣回到塑料厂，并在30岁时当上了厂长。他继续上一任厂长的使命，带着大部分是从农村刚招上来的3000名工人搞“亚洲最大”的塑料厂。不曾想，一个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又让他涉足仕途……
　　这就是衣锡群的人生轨迹：从诗人、技术工人、工厂厂长、北京市二轻工业总公司副经理、北京市体改办副主任、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市长助理，到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诸多身份，经历诗人、官员、国企老总三次变脸后，衣最后成为了北京市在港企业北京控股（0392.HK,以下简称北控）董事局主席及其母公司京泰集团董事长。
　　他接手之时，很多人悲观地认为，拥有过建国饭店、三元牛奶、王府井百货、燕京啤酒等一大堆优质的国有资产，甚至包括长城的40年门票特许经营权，北控这间红筹公司，居然透过其母公司京泰集团反映出严重的支付危机而身陷危境，这说明它永远不可能摆脱非商业逻辑的影响，更别指望在一个完全开放自由的香港资本市场上得到认同——真是这样吗？
　　考验一个真正企业家的时刻来了。在京泰集团出现债务危机、北控被香港投资者宣判为“红筹已死”的情形下，衣带领他的团队成功实现资产重组，最终实现了北控业务由多元化向以公用事业为主业的转型，母公司亦从负债30多亿港元成为一家零负债2且有近20亿港元净资产的企业。
　　2007年6月底，衣锡群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谈及其多变的人生经历时。他会用类似“捉迷藏”的游戏心态解释控制燕京啤酒的理由，“有一部分是不想让分析师以公用事业型的模型预测股价”，在谈到市值管理与企业基本面在未来应该基本吻合时，衣锡群会这样说“你能骗少数人于一时，不能骗大多数人于永远”。他语速不快，但在引用某些名人的言论时常脱口而出，表现出极强的记忆能力；对于大多数问题，他的回答通常是逻辑感极强的论述，但是有时会兴奋地说，“还会有此等好事”。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衣似乎对不系领带的衬衫很不适应，双手多次顺着衣领边捋到领尖，做出紧领带的样子，要不就很自然地摸摸袖扣，也许在他惯常的西装革履的商业世界抑或仕途生涯中，一身便服的他从没如此轻松过。
　　
　　曾被列入第三梯队
　　
　　1990年，在选派衣去外经贸委任职之前，他的领导暗示，“你已经被列入第三梯队”。“我当时不相信。很多年后，我在香港买到一本叫《七百九十一天》的书，是中组部青干局的一个处长写的一本日记，我的名字在中间出现了三次，现在看这个名单里的大多数人都登梯兑现了。”
　　更令衣锡群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外经贸委主任任上一待就是9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个经历。由于京泰、北控早期曾隶属外经贸委，又是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国有企业，是北京市在境外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衣经常有机会去香港考察这家企业，对它的管理架构和经营状况十分清楚。
　　1997年5月29日，衣作为外经贸委主任亲身经历了北控上市的辉煌。这是中国第一只冠以北京概念的红筹公司股票。“北控刚上市时是非常典型的多元化公司，看不出任何章法。那时候我们对国际资本市场几乎说是茫然无知。但是有这份诚信，知道要拿好东西给投资者，而且又是作为对香港回归的一种配合。”彼时，北控IPO以每股发行价12.48港元开盘,敲锣三个小时后，它的股价涨了3倍，成交金额占当日香港股票交易量的15%。“创造了多项香港股市记录，比如市盈率倍数、冻结资金，数额和股票超额认购倍数等，都创下了香港股市的第一，这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引以为豪。”
　　“但惩罚很快就到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北控没有逃过此劫，股价从最高的每股60多港元，市值从300多亿港元，滑落到每股6港元左右，市值缩水近九成。这期间，广东省窗口公司粤海发生支付危机而被迫宣布重组，粤海旗下的广东信托也因出现支付危机而宣告破产。幸运的是，北控当时的财务状况还不曾陷入粤海、广信那样的绝境。”
　　到1999年，北控的盈利水平一步步下降，而母公司面临着支付危机，北京市最高决策层任命衣锡群为京泰集团副董事长和北控董事局副主席。衣接受了这个任命。“我知道京泰、北控面临的严峻形势，但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去管理这家企业，怎么去为它赢得喘息的时间和发展的空间，提升它的内在价值和盈利规模。我的学历和经验，去北控还是比较适宜的。”
　　“有人问我对这个选择后悔不后悔？这完全就是个假设。人生根本不能选择，只能去适应。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你的本质就是你的存在。到最后一天你才知道，你的一生就是这样，不是你设想的一生，而是你亲历亲为的一生，这就是对你的诠释和说明。”
　　衣锡群的仕途在1999年结束了。一些朋友后来开玩笑地对衣说：“你看当年在你手下的好几位，现在都成省部级大官了。”衣总是笑着回答他们：“一共17个人。”
　　
　　“国企大老板不懂资本市场”
　　
　　离开外经委后，衣锡群经常悄悄开车来到曾承载过他老板梦想的塑料厂。墙里面静悄悄的，他们当年种的泡桐树，都长疯了。塑料厂已经垮掉了，被肢解成好几块。
　　“日本的塑料制品厂像家庭作坊一样，生产出很精良的元器件。我们非要搞成3000多人、投资3个亿——1972年投资3个亿，我不知道折合到现在是相当一个多大的投资，这完全违背了塑料制品行业的生产规律。”他会像过往那样绕着围墙转一转，静静地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北控面临的选择也像这家工厂一样。
　　衣研究过所有能直接解决北控问题的方法。第一，像塑料工厂一样，自然退市。“但是，这个结果我们无法承受。因为北控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了，不光是北京的一个经济符号，它是北京的一个形象。如果让它退市，和宣布一个城市失败无二。”董事局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第二，伸手要钱，让财政注资或划拨资产。“不可能！当时既没有钱也没有好的资产。那时候政企分离已经进展到相当的程度了，不可能再把任何资产无偿地注入。”
　　在这期间，衣遇到了华润董事长陈新华，他神秘地说：“小衣，我告诉你我最近有个新发现。在60年代，华润和长江实业的总资产是一样的，而现在，长江实业的规模大华润六倍不止。我们有国家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又有垄断和特许。怎么会这样呢？”这正是衣锡群绕着围墙思考的问题。“就是国企的体制问题。别人是用市场的机制来配置资产，跟我们有很大不同。”与陈新华一次简单的对话后，衣锡群最终决定，“北控的问题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能靠资本运作，靠市场进行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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