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中央电视台英语主播、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媒体委员会100人之一
　　第一次参加达沃斯：2001年
　　一个标准的“达沃斯人”，首先是行业中的先锋和领军人物。其次英文要足够流利，有丰富的国际工作背景，熟悉国际做事的规矩和礼仪；有志于在事业道路上攀登新高峰，有熟练的社交能力和人际沟通技巧。毕竟，达沃斯是一个大的社交平台。
　　
　　鲜为人知的达沃斯
　　
　　据我观察，达沃斯论坛上的中国企业家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兴奋于全球商界、政界领袖都在身边，觉得能与他们对话很激动；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不愿去。原因何在？
　　第一，语言上有障碍。很多问题不能及时、深入地交流，带翻译又会破坏现场随意的气氛。因此拥有海归背景和欧美留学经验的企业家融入更快。
　　第二，心理上有落差。很多中国企业家习惯国内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生活，但在达沃斯，除了特别国家元首或个别企业家身边带保镖之外，其他人多中独来独往，都很平等。我曾看到壳牌全球总经理一个人拎个包，穿着大胶鞋在雪地里走。
　　第三，会议上讨论的很多议题离中国企业比较遥远，因为全球大企业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还没在中国企业的议事日程上。比如去年达沃斯讨论全球变暖问题，很多中国企业还没真正发展到关心公益、关心环境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扭亏为盈，顾不上考虑绿色问题。虽然也知道国际趋势重要，但对他们来说还不是最紧要的。
　　没有带着具体目的和想法的人最好不要去达沃斯论坛。因为纯粹看热闹、看名人，去过一次便不想再去。大多数人见面寒喧几句，擦肩而过。虽然都是全球大老板，但如果你没有具体的任务、使命和话题，仅仅是去感受、热闹一番，还不如回去看网上发的会议纪要。我个人也是从一开始的看热闹到现在的目的清晰——每年参加达沃斯都带着特定一个话题或主题去。
　　达沃斯有两面性：一面是网上被广泛报道的达沃斯，一面是网上看不到的达沃斯。每年达沃斯论坛有相当多行业会议，这个会议在正式议程上找不到，是单独私密的会议。这部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才真正吸引大企业CEO。
　　达沃斯的准入门槛非常高，很多美国企业家把去达沃斯为荣，还有人为了能去达沃斯专门坐私人飞机到瑞士去游说。有一年我参加晚宴时，旁边就坐着Google的创始人、迈克尔•道格拉斯等等，全世界最顶尖的人坐在这里。
　　到达沃斯会发现，有的人只能参加正式会议，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时间不在正式议程，而是忙于参加这些所谓行业巨头会，这也是西方人管达沃斯叫资产阶级俱乐部的主要原因。但近年它也逐渐邀请世界各地弱势群体的代表，如社会福利组织、残疾人组织以及宗教界的领袖参加。印象深刻的是，有几次我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如果说了倾向劳苦大众的话，就会得到热烈鼓掌。
　　好莱坞影星莎朗•斯通也曾在达沃斯论坛带头搞慈善。在参加一次非洲贫困问题研讨会时，她一时兴起，抢过话筒，要为非洲人民当场募捐买蚊帐防疟疾的钱，5分钟之内募得100万美元。
　　我在北京请施瓦布吃饭时，称他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为什么呢？有人说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美国总统只有四年、八年就下来了，但施瓦布影响世界几十年，无数人因为达沃斯见到自己的潜在的商业伙伴、政治伙伴。它像一个枢纽，无数的信息、人脉在这里交汇。当年美国打伊拉克，鲍威尔在整个达沃斯作了一个演讲，演讲一结束全世界都知道美国要打伊拉克了。某个行业巨头去达沃斯开会，很可能把这个行业一年的行业规则都定了。这就是达沃斯的影响力。
　　
　　中国之变
　　
　　透过达沃斯看中国，近几年有个显著的变化。最早大家把中国当作怪物来看，当作一个特殊的国家来看。忽而中国崩溃论，忽而中国威胁论，不是好的不正常，就是坏的不正常。今年开始，大家对中国的讨论不再是这些内容，而是把中国真正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来看。
　　在我看来，达沃斯的不足是欧美发达国家话语权的偏重。冬季达沃斯起主导性的是欧美的国家和企业，略有一点排他性。所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愈来愈引起重视。达沃斯对亚洲以及中国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达沃斯有专门的亚洲部，负责中国项目的有二三十个工作人员。
　　事实上，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感觉到中国的分量了，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达沃斯论坛每年都会有所创新。比如我曾主持过work space(工作空间)，主题是谈中国与印度的未来。几百个企业家在一起，像学生一样在一起讨论、评述、互动。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讨论，作为主角的中国企业家屈指可数。
　　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时隔半年，达沃斯年会破天荒选择了纽约，可见他们多么会把握时机。即将在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又一次展现了施瓦布的远见，他把目标放在下一代，请的是未来的领军人物。
　　今天的世界经济论坛虽然仍冠名以“经济”，但已不只是讨论经济，实际上它的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几乎成了全球事务论坛。
　　多年参加达沃斯的经历给了我全球化的视角，让我对世界的面貌和走向有了新的解读。有一次我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纽约见面。他坦言，他小时候经济学学的很少，就是一介武夫，受冷战影响，以为这个世界中美国就是好人，其他都是坏人。到今天，他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成了朋友，世界游戏规则变了。
　　我个人也有一个判断，未来不再是谁是老大、谁是老二的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成为下一个美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世界的潜规则——哪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分量重了——都会在达沃斯这里得到体现。有的人去达沃斯确实抱着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机会主义者。不过还有人说得好：基本上，到了达沃斯，你看这个人像谁，他其实就是谁。
　　
　　（《中国企业家》根据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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