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层面，《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的品牌影响要远远超过达沃斯，但这并不会让世界经济论坛有任何不安。“我们目标客户很明确，就是政府部级以上领导和大型企业的CEO和董事长。我们只在精英层面上推广，大众层面的主动推广根本没有，也没有用，做了或许反而会损害品牌。”
　　
　　在议题设置上，达沃斯年会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政治和商业各占50％。达沃斯论坛的员工会不定期的到会员企业去，了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另外，论坛会通过世界各地的专家沟通交流，了解最新的研究运用到商业领域会带来哪些变革。
　　达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声讨。每年达沃斯论坛举办其间，苏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马云第一次去达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机枪。“大厅里的企业家在台上谈希望全球化为人类做出贡献，门外则对这些企业家破口大骂。”马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金融时报》则有专栏文章对达沃斯批评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讨论常常退化成为陈词滥调。坐在大厅后面花上几个小时听人们讲‘经营全球风险的有效领导’——本年度达沃斯主题之一——你会睡着的。”
　　在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看来，达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该机构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世界各国的政府、经济和舆论界开展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该机构又充当了一个传教士，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规则通过更委婉的渠道灌输给其它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乃至认同、膜拜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规则，而这些规则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论坛主席施瓦布是达沃斯论坛的真正推手，绝大多数与施瓦布有过接触的人都把他称作“有远见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现出对新兴经济体、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关注。“我们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一是经济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二是地缘政治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三是决定权由企业向终端消费者转移。”施瓦布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如是说，达沃斯的战略重点也开始转移。
　　中国正成为施瓦布的未来重点，对于达沃斯的中国图谋，梅新育直言道，“作为一个社会机构，达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除了传统的权力中心之外，还必须在崛起中的权力中心加强影响力；否则，随着老权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额下降，仅仅在老权力中心拥有影响的社会机构影响力也就将随风而逝了。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崛起中的权力中心。”
　　
　　重启中国
　　
　　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之路并不顺利。
　　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国众多人口形成的广阔市场。”曾参加国家经委代表团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潘承烈对《中国企业家》回忆到这一点还是满怀敬佩。“讨论会能够迅速成型，国家经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协调作用。袁宝华当时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所以最后确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来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负责与达沃斯方面的合作超过10年。
　　在“中国企业高峰会”创立之初，双方合作相当愉快。通过国家经委，每次峰会中国企联都能够保证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和“部长级报告”，中外企业家可以在部长报告之后直接面对面向部长提问。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给对于政策难以把握的中外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世界经济论坛也借助自己在发达国家的号召力，将外企引入中国。据介绍，西门子、大众第一次进入中国，都是通过“中国企业高峰会”这一渠道。
　　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强化，“中国企业高峰会”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联的合作也摩擦频繁。“最开始，双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在换过几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态度越来越倨傲。”潘承烈告诉记者，双方在财务方面的安排也产生了分歧。以前双方的财务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请中外企业，在国外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中，前50家注册费由中外双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获得15％；国内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则全部由中方享有；论坛开支由外方负责。后来，外方不再把海外企业参会费用与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担论坛开支。
　　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见到中国大使吴建民时，提出“中国企业高峰会”能否更换一个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议被拒绝后，“中国企业高峰会”虽然仍旧每年照常举办，但是已经乏人经营、日趋没落。
　　现在，当达沃斯要重新启动中国，反思“中国企业高峰会”的经验教训相当重要。“总在一个城市举办，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经理马德志这样总结。这一点，潘承烈也有共鸣，“每年都开同样的会，不可能部长每年都来，后来可能就是副部长或者其他官员了。”这正是夏季达沃斯在确定首届论坛选择大连之后，马上公布下一届将落地天津的初衷。
　　世界经济论坛筹措夏季达沃斯时，没有继续选择中国企联，而是选择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在夏季达沃斯的筹备中，国家发改委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已经显现无疑。“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注册的是非盈利的基金会，但是在中国尚未有这种性质的组织，注册成立办公室非常麻烦。发改委出面协调民政部、外交部，为论坛单独设立了一个国际社团组织的类别，方便我们注册。”张励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从达沃斯决定在中国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到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在北京成立，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而类似的国际机构在北京成立代表处的平均时间大约是3－4年。
　　2005年1月，中国常务副总理黄菊带团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举办全球新领军者年会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对中国企业有很大帮助”的反馈。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进攻”。在2006年达沃斯年会上，中国副总理曾培炎与施瓦布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在中国举办第一届“夏季达沃斯”。同年9月，参考奥委会选择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做法，通过投标的方式，世界经济论坛选择了大连作为举办城市。
　　“世界经济论坛将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冬季达沃斯，一个是夏季达沃斯。”施瓦布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上如此表示，显示出对夏季达沃斯的看重和倚赖。冬季达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强，全球新领军者年会则定位于新兴市场500强，商业议题与政治议题的比率则调整为7：3。
　　夏季达沃斯和冬季达沃斯相比，邀请企业的规模要小得多。年营业额达到1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长，都在被邀请之列。预计参会的500家企业中，会有1/10来自中国。于江表示，“年营业额超过45亿美元的，我们会直接邀请它参加冬季达沃斯。希望现在参加夏季达沃斯的新兴企业，可以很快毕业，加入冬季达沃斯的俱乐部。”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0个《财富》500强公司的CEO注册参加夏季达沃斯。“他们想了解中国，更想见见新兴企业和挑战者。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伙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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