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达沃斯上的“中国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早期的政治力量为主，到后来的企业家力量的加入。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早在1992年就参加达沃斯论坛，见证了这种变化。在他看来，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达沃斯请李鹏总理去，是有一定胆量和压力的，当时的论调是中国要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达沃斯论坛上作了《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说，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坚定决心。1998年是另外一个转折点，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对中国充满了疑问，李岚清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作了《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讲话。“1992年、1998年的达沃斯论坛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甚至对国外的大规模投资起了决定性作用。”吴建民说。
　　在芮成钢看来，达沃斯最显著的变化是“最早大家把中国当作怪物来看，当作一个特殊的国家来看。忽而中国崩溃论，忽而中国威胁论，不是好得不正常，就是坏得不正常。今年开始，大家对中国的讨论不再是这些内容，而是把中国真正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来看。”
　　“中国的地位和声音我觉得还是不够。”2007年3月10日，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达沃斯归来分享沙龙上，前UT斯达康中国总裁吴鹰如此表示。让吴鹰印象深刻的是一件事件，在一次电信行业会议的上，有十几个电信行业的领军人物参加，其中也有中移动总裁王建宙，“王建宙来晚了，我特地跟身为主持人的摩托罗拉总裁爱德华•詹德说：中国移动的老板来了。但他并不重视。”
　　并非去过达沃斯的每个人都在达沃斯感受到了兴奋。正略均策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赵民表示，他去过达沃斯四五次之后就不想再去了，“没什么意思，贫困、环保、全球变暖，第一次听觉得挺有意思，第二次还能接受，第三次听完以后就觉得烦了。”在他看来，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关心的还是企业的发展、运营等实际问题，更虚、更空、更高的问题，没有办法在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心中引发共鸣。
　　“英语短板”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反复被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副总监张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央电视台英语主播芮成钢、原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潘承烈提及。“在达沃斯，所有的交流都是讨论的形式进行，不仅仅要会英语，还要能够用英语探讨行业、专业问题。这成了多数中国企业家迈不过去的一道门槛。”
　　这对同样是新兴市场热点国家的印度为何在达沃斯表现活跃给出了理由。英语基础好、民族性格开放让印度企业家在达沃斯大大抢了中国的风头。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英语是中国企业家在达沃斯群体失语的重要原因。在田溯宁看来，中国企业家与达沃斯之间的主要障碍是畏惧心理。“中国已经在全球化中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就应该把自己当成主人。别人不理你，你就主动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达沃斯，中国力量一直是缺乏组织。印度在达沃斯组织了“印度之夜”，耗资300万美元，邀请达沃斯与会者一起狂欢，将印度推销给世界。这让不少中国企业家感觉很受刺激，甚至有中国企业家提议在达沃斯举办“中国之夜”。而连续7年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芮成钢建议：“中国企业家一定要带着问题和具体的目标去达沃斯，否则可能就只是看了个热闹。”
　　达沃斯运作之谜
　　
　　每年夏天，大马哈鱼都会排除万难，回游到自己出生的淡水河中婚配繁育。每年冬季最冷的时候，有一群全球顶尖人士都要经过10－20个小时不等的舟船颠簸，辗转到瑞士一个雪山下的小镇，住在拥挤窄小的房间里面，度过充满高密度谈话、疲倦的五天。
　　1970年，瑞士商学院31岁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向欧洲企业界倡议，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参加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力量拢至达沃斯。每年年会都有近百个国家的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演艺明星和新闻记者等约2000人聚集达沃斯小镇，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寻求应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办法。
　　从0到世界顶级，达沃斯论坛也经历了几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逆势引入“中国概念”，自1979年以来，中国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论坛，并有政府领导参与。另一转折点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达沃斯又一次逆势把论坛移往纽约。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被称为是新的转折点。
　　“施瓦布最初的想法是让欧洲和英美企业家聚在一起，有一个交流的机会。随着论坛的成熟，施瓦布的想法也逐步成熟。他认为，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的进步，必须要靠企业和政府联合起来，所以他一直在推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挑战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位世界经济论坛员工告诉记者，在达沃斯内部，大家把施瓦布视作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商人。
　　“和《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相比，世界经济论坛的最大区别是非盈利性。”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中国负责人于江向记者强调，“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达沃斯论坛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收取会员费、论坛战略伙伴和议题合作伙伴的合作费以及年会、地区性会议和峰会的会费来维持论坛运转。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将会再次投资，或者是建立新的计划或项目，或者是既有的项目。对达沃斯而言，会员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蒋睿杰（Jeremy Jurgens）称，论坛会从三个方面给CEO会员带来启发：首先是宏观趋势与形势的判断；其次是商业层次上的交流；第三给CEO们提供商业之外的灵感启发，比如，论坛会请天文学家、艺术家等跟CEO们进行头脑风暴。
　　最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总收入一直处在稳步上升中，2001年总收入为7220万瑞士法郎（1美元等于1.2瑞士法郎，按照8月14日美国汇市收盘价），2002年总收入为6645万瑞士法郎，2003年为7406万瑞士法郎，2004年为8334万瑞士法郎，2005年则达到1.04亿瑞士法郎。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员工有300多名，来自五十多个国家。
　　有人评价，达沃斯论坛的最大“盈利”就是知名度、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对于达沃斯的“非盈利性”，外刊曾有过“非盈利但是很赚钱”的评论。赵民则认为，“虽然世界经济论坛不盈利，但是与其相关的媒体、投资机构都非常赚钱。”
　　达沃斯在规模和规格上能够远远超越其他国际经济论坛，除了非盈利带来的“公正”效应，时间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芮成钢分析道，“世界上只需要一个高端经济论坛就够了，谁最先做出来，就最有竞争力。”
　　除了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区域峰会、会员内部交流、全球竞争力报告等机构报告。如果说一个论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影响力，世界经济论坛拥有的1010家会员（大多是世界1000强企业）则保证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他们到底为什么乐此不疲？《商业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达沃斯有让他们快乐的承诺。事实是，金钱和权力并不必然使人快乐。社区是快乐的强有力的制造者，这使得CEO们又一次回来。”
　　“我们是在运营一个社区。”毫无疑问，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响力的社区。围绕这一社区，有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区域合作伙伴、会议合作伙伴等，分别提供场地、车辆、餐饮、电子设备等的赞助，和一般的商业赞助不同，这些合作伙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现在论坛上。于江认为，“这就是社区的精神，把论坛当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无偿的。如若不然，大企业和小企业永远无法平等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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